從經濟看那個沈甸甸的初夏 by Elvis﹝轉載﹞

引用自：http://following-the-wind.blogspot.com/2008/06/blog-post.html

曾有前輩說，歷史讀得愈多，愈能令你心中平靜。因為天下之事，多為政治與經濟的緊密結合，在歷史中早有痕跡，萬變不離其宗。每年這段日子，香港文字傳媒總會刊載一些文章憶述1989年的六四事件，不過卻甚少談及經濟角度，甚為可惜。

我從不認為六四事件是單純要求政治體制改革，要求民主自由的事件。古往今來，所有引起軒然大波的政治運動，必然和民生有直接的關係。打個不好的比喻，如果2003年恆指有三萬五千點，廿三條一早便通過立法了。這件事很多參與反廿三條者都不願承認，但我卻一直如此相信。其實此事放諸四海皆然。例如法國大革命前，若非路易十四在位時弄得國庫空虛，加上兩位繼任者都不善理財，還苛徵賦稅，人民也不會起來要求自由，平等，博愛。又例如前文亦探討過，文革之前，若非三面紅旗和多場政治運動種下的民怨，毛澤東鼓勵的「造反」也不會一呼百應。此外，二十世紀大多數的左翼政治運動，也只會在民生困苦之時才出現。這些例子著實說明了，黎民百姓畢竟是短視的，生活不濟才會起來，除非他們擁有極高的質素和遠見，才會在豐衣足食之下仍強烈要求政治改革。

中國在八十年代實行改革開放，放棄共產主義，擁抱市場經濟，步伐走得一點都不慢。經濟學系一年級生也能告訴你，這種突然右傾的經濟政策，必然會擴大貧窮差距，使社會資源分配不均。而關閉虧損嚴重的國營企業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政策，亦會打破鐵飯碗，造成大批工人失業。以往是由黨分配工作單位給工人，現在是要工人在就業市場和別人競爭，若果自身競爭力不足，便會立即失業。在八十年代未期，全國下崗工人便達數百萬之多。此外知識份子之待遇亦是其中一個嚴重問題(甚至是民運時學生其中一個訴求)。改革開放之初，一切經濟發展還沒上軌道，就業市場對知識份子的需求並不大，以致這批國之棟樑一直得不到他們理想中的待遇。1988年香港電台《鏗鏘集》曾製作過一個關於北京大學的特輯。節目裡報導了一個新晉的北大講師生活之艱苦--宿舍分配不到，工資也遠較他在工廠飯堂煮飯的妻子為低，這令他心裡覺得很不踏實，當時知識份子待遇之差亦可見一斑。要知道在社會動盪之時，中產知識份子是更加需要安撫的，因為自從法國大革命開始，歷史上大型的政治運動都是由中產帶頭「攪事」的結果。

當然，以上所述之事，都比不上1988年所發生的另一事件那麼嚴重，那就是物價改革。

建國以來物價都是靠國家補貼來維持，取消補貼，讓物價按照供求原則自由浮動，幾乎是整個經濟改革最重要的一環，同時也最為凶險。鄧小平等開國元老不會不記得，當年國民黨就是在物價飛漲和貨幣大幅貶值下失去政權，所以他要等到改革開放之後10年，才敢走出這一步。

在開放數種副食品價格後，鄧小平在1988年6月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統時說：「闖這關有很大的風險。但我們有信心闖過這一關。敢於闖關本身就說明我們有信心。闖過這一關是為下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創造條件。」他深知此事何等凶險，直會動搖國之根本，但此話亦說得很有信心。而以共產黨一貫之作風，此話自非說給別國總統聽的。

在數月間，人們對口袋裡的人民幣產生極大的不安全感，紛紛展開搶購。由冰箱，電視，傢俱，單車，到鋼材，水泥，甚至糖，鹽，肥皂，火柴，都成為商人囤積居奇之物。物價飛漲，愈演愈烈，而且還出現擠兌風。同年9月，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時說：「我們還是那個老方針，即膽識要大，步子要穩。目前膽子已經夠大了，所以步子要穩一下。」就連這位改革的鋼鐵巨人，口氣也軟了起來，失卻了數月前之自信。那時他還不知道，在半年多後他還要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矛盾的總爆發。

失業率高企加上百物騰貴，那便是社會動盪的先兆。那時候有人說，即使是文革時期，父母工作便能養活孩子了；但經濟改革之後，連孩子也去工作，一家人還是吃不飽。多年後回頭再看，會令人覺得這些矛盾都是急速導入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。這個陣痛期，連戴卓爾夫人也經歷過。她下決心改革工黨執政18年所造成的疲弱經濟，也是進行私有化，減少福利，鼓勵競爭。當年也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，令她被千夫所指。但若無當時建立之根基，英國人後來又怎會享有貝理雅當政9年富足的生活？不過中國所面對的問題，實在是比英國嚴重得多。法制不完善，各階層領導的權力得不到制衡，貪污腐敗嚴重，一切都令到經濟改革帶來的矛盾嚴重惡化。貧富不均，除了是自由競爭的結果，還是由很多有權勢，有關係的人所造成。他們能夠搶先利用非正當手段得到各種好處，加劇貧富差距，而且亦無任何其他權力機構能制衡。其實即使沒有這批人，人們還是會承受著改革初期的各種苦處。但正是因為有了這批人，人們便可歸咎於他們身上，找到宣洩點，繼而產生政治改革的訴求。

六四事件的軒然大波，可謂改革開放這個陣痛期所造成的必然現象。即使六四事件沒有發生，也總會有另一政治事件，一次過引爆改革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。鄧小平為首的領導層，沒在改革硬闖的同時，及早疏導這堆社會矛盾，可謂一大失策。六四後黨內改革派悉數下台，左傾保守派回朝掌權，再加上外國制裁，使得經濟改革幾乎完全停頓，十年成果險些便毀於一旦。若非後來鄧憑著個人的意志堅持改革，扶植上海幫，發表南巡講話，中國未必便能有今日繁榮的局面。

有一句港女很喜歡引用的黑格爾soundbite，謂「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，人類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到教訓」，今天看來，也不全對，起碼共產黨便學到了不少，沒有忽略今天社會一些潛在危機。在普及教育下，中國近年生產了大量大學生，在人力市場一直處於供過於求，而且還有惡化趨勢。前鑑不遠，讓這群知識份子有「著落」，自然比一般低下階層更加逼切。近年來國務院和教育部每年都會召開特別會議重點討論「大學生就業問題」，這是前所未有的。此外，控制通漲也是2007年下半年開始的首要任務。此次通漲期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通漲潮(首次為1988年，影響如何有目共睹)，實在不容忽視。北京政府也即時採取各種措施，例如提高社保，伙食補貼，增加退休金，增產副食品等等。當然，成效如何還需再等一段時間才看得到，但起碼不是放任不管。共產黨能學到適時疏導各種社會矛盾，中國長治久安，也令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失去契機，增加了一黨專政千秋萬載的籌碼。除非出現蔣經國或盧泰愚之人物，不足以改變這種局面。還是套用鄧那句「黑白貓」的名言，人們覺得能豐衣足食便行了，身處何種政治體制是沒有所謂的。